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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四大茶道流派

人生如茶 茶道 2021-07-04 13:21: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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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背景不同便形成中国四大茶道流派。贵族茶道生发于"茶之品",旨在夸示富贵;雅士茶道生发于"茶之韵",旨在艺术欣赏;禅宗茶道生发于"茶之德",旨在参禅悟道;世俗茶道生发于"茶之味",旨在享乐人生。

贵族茶道

由贡茶而演化为贵族茶道,达官贵人、富商大贾、一豪门乡绅于茶、水、火、器无不借权方和金钱 求其极,很违情肯理,其用心在于炫耀权力和富有。源于明清的潮闽工夫茶即贵族茶道,发展至今日渐大众化。

茶虽为洁品,但当它的功能被人们所认识,被列为贡品,首先享用它的自然是皇帝、皇妃再推及皇室成员,再是达官 贵人。“小家碧玉”一朝选在君王侧,还能保持质朴纯洁么?恐怕很难。这叫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。

茶列为贡品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代常据著的《华阳国志・巴志》,周武王发联合当时居住川、陕、部一带的庸、蜀、羡、苗、微、卢、彭、消几个方国共同伐纣,凯旋而归。此后,巴蜀之地所产的茶叶便正式列为朝廷贡品。此事发生在公元前1135年,离今有3000年之久。

列为贡品从客观上讲是抬高了茶叶作为饮品的身价,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大发展,刺激了茶叶的科学研究,形成了一大批名茶。中国社会是皇权社会,皇家的好恶最能影响全社会习俗。贡茶制度确立了茶叶的“国饮地位”,也确立了中国是世界产茶大国、饮茶大国的地位,还确立了中国茶道的地位。

但茶一旦进入宫廷,也便失去了质朴的品格和济世活人的德行。反之,贡茶坑苦了老百姓。

为了贡茶,当此时,男废耕,女废织,夜不得息,昼不得停。茶之灵魂被扭曲,陆羽所创立的茶道生出一个畸形的贵族茶道。条被装金饰银,脱尽了质朴;茶成了坑民之物,不再济世活人。达官贵人借茶显示等级秩序,夸示皇家气派。

贵族们不仅讲“条”,也讲“真水”,为此,乾隆皇帝亲自参与“孰是天下第一泉”的争论,"称水法"一锤定音,钦定北京玉泉水为天下第一泉。为求"真水"又不知耗费多少民脂民膏。相传,唐朝宰相李德裕爱用惠泉水煎茶,便令人用坛封装,从无锡到长安"铺递",奔波数千里,劳民伤财。此后因一云游和尚点化,知其弊端,才“人不告劳,浮位乃洱”。

贵族茶道的茶人是达官贵人、富商大贾、豪门乡绅之流的人物,不必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,但一要贵,有地位,二要富,有万贯家私。于茶艺四要“精茶、真水、活火、妙器”无不求其“高品位”,用“权力”和“金钱”以达到夸示富贵之目的,似乎不如此便有损“皇权至上”,有负“金钱第一”。

贵族茶道有很多违情背理的地方,但因为有深刻的文化背景,这一茶道成为重要流派香火绵延,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存在价值。作为茶道应有一定仪式或程序,贵族茶道走出宫门在较为广泛的上层社会流传,其富贵气主要体现在程序上。其变种即源于明清至今仍在流传的闽潮功夫茶。

雅士茶道

古代的“士”有机会得到名茶,有条件品茗,是他们最先培养起对茶的精细感觉;茶助文思,又最先体会茶之神韵。是他们雅化茶事并创立了雅士茶道。受其影响此后相继形成茶道各流派。可以说,没有中国古代的士便无中国茶道。

中国古代的“士”和茶有不解之缘,可以说没有古代的士便无中国茶道。

此处所说的“士”是已久仕的士,即已谋取功名捞得一官半职者,或官或吏。最低也是个拿一份工资的学差,而不是指范进一类中举就患神经病的腐儒,严监生一类为多了一根灯草而咽不下最后一口气的庸儒;那些笃实好学但又囊空如洗的寒士亦不在此之列。

中国的“士”就是知识分子,士在中国要有所作为就得“入仕”。荣登金榜则成龙成风,名落孙山则如同草芥。当然不一定个个当进士举人,给个“地师级”、“县团级”官儿做做,最起码的条件是先得温饱,方能吟诗作赋并参悟茶道。这便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特点。

中国文人嗜茶沓在魏晋之前不多,诗文中涉及茶事的汉有司马相如,晋有张载、左思、郭噗、张华、杜育,南北朝有鲍令晖、刘孝绰、陶弘景等,人数寥寥,且懂品饮者只三、五人而已。但唐以后凡著名文人不嗜茶者几乎没有,不仅品饮,还咏之以诗。唐代写茶诗最多的是白居易、皮日休、杜牧,还有李白、杜甫,陆羽、卢金、孟浩然:刘禹锡、陆龟蒙等;宋代写条诗最多的是梅尧臣、苏城、陆游,还有欧阳修、蔡襄、苏辙、黄庭坚、秦观、杨万里、范成大等。原因是魏晋之前文人多以酒为友,如魏晋名士“竹林七贤”,一个中山涛有八斗之量,刘伶更是拼命喝酒,“常乘一鹿车,携酒一壶,使人荷铺随之,云:死便掘地以理”。唐以后知识界颇不赞同魏晋的所谓名土风度,一改“狂放啸傲、栖隐山林、向道慕仙”的文人作风,人人有“入世”之想,希望一展所学、留名干秋。文人作风变得冷静、务实,以茶代酒便蔚为时尚。这一转变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,是历史的发展把中国的文人推到这样的位置:担任茶道的主角。

中国文人颇能胜任这一角色:一则,他们多有一官半职,特别是在茶区任职的州府和县两级的官和吏员近水楼台先得月,因职务之便可大品名茶。贡茶以皇帝为先,事实上他们比皇帝还要“先尝为快”;二则,在品茗中培养了对茶的精细感觉,他们大多是品茶专家,既然“穷春秋,演河图,不如载茗一车”,茶中自有“黄金屋”,茶中自有“颜如玉”,当年为功名头悬梁、锥刺股的书生们而今全身心投入茶事中,所以,他们比别人更通晓茶艺,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茶艺,著之以文传播茶艺;三则,茶助文思,有益于吟诗作赋。、李白可以“斗酒诗百篇”,一般人做不到,喝的酷叮大醉,头脑发胀,手难握笔何以能诗?但菜却令人思勇神爽,笔下生花。正如元代贤相、诗人耶律楚材在《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》中所言:

啜罢江南一碗茶.枯肠历历走雷车。

黄金小碾飞琼雪,碧玉深瓯点雪芹。

笔阵兵陈诗思奔,睡魔卷甲梦魂赊。

精神爽逸无余事,卧看残阳补断霞。

茶助文思,兴起了品茶文学,品水文学,还有茶文、茶学、茶画、茶歌、茶戏等;又相辅相陈,使饮茶升华为精神享受,并进而形成中国茶道。

雅士茶道是已成大气候的中国茶道流派。茶人主要是古代的知识分子,“入仕”的土为主体,还包括未曾发迹的土,有一定文化艺术修养的名门因秀,青楼歌妓、艺坛伶人等。对于饮茶,主要不图止渴、消食、提神,而在乎导引人之精神步入超凡脱俗的境界,于闹情雅致的品茗中悟出点什么。茶人之意在乎山水之间,在乎风月之间,在乎诗文之间,在乎名利之间,希望有所发现,有所寄托、有所忘怀。“雅”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:一是品茗之趣、二是茶助诗兴、三是以茶会友、四是雅化茶事。

正因为文人的参与才使茶艺成为一门艺术,成为文化。文人又将这门特殊的艺能与文化、与修养、与教化紧密结合从而形成雅士茶道。受其影响,又形成其它几个流派。所以说是中国“士”创造了中国茶道,原因就在此。

禅宗茶道

僧人饮茶历史悠久,因茶有“三德”,利于丛林修持,由“茶之德”生发出禅宗茶道。僧人种茶、制茶、饮茶并研制名茶,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、茶学的发展、茶道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。日本茶道的一部分基本上归属禅宗茶道,源于日本本土,但有吸收中国,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

明代乐纯著《雪庵清史》并列居士“清课”有“焚香、煮茗、习静、寻僧、奉佛、参禅、说法、作佛事、翻经、忏悔、放生……”,“煮茗”居第二,竟列于“奉佛”、“参禅”之前,这足以证明“茶佛一味”的说法是于真万确。

和尚饮茶的历史由来已久。《晋书・艺术传》记载:敦煌人单道开,不畏寒暑,常服小石子,所服药有松、桂、蜜之气,所饮茶苏而已。这是较早的僧人饮茶的正式记载。单道开是东晋时代人,在螂城昭德寺坐禅修行,常服用有松、桂、蜜之气味的药丸,饮一种将茶、姜、桂、桔、枣等合煮的名曰“茶苏”的饮料。清钦是宋代以后的事,应当说单道开饮的是当时很正宗的茶汤。

壶居士《食论》中说:苦茶,久食羽化,与韭同食,令人体重。

长期喝茶可以“羽化”,大概就是唐代卢金所说的“六碗通仙灵;七碗吃不得,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”。与韭菜同食,能使人肢体沉重,是否真如此,尚无人验证。作者壶居上显是化名,以“居上”相称定与佛门有缘。

僧人饮茶已成传统,茶神出释门便不足为怪。

陆羽生于唐开元二十一年(733),抓抓坠地便落于佛的怀抱。《天门县志・陆羽传》载:或言有借晨起,闻湖畔群雁喧集,以翼覆一婴儿,收畜之。

陆羽3岁时育于竟陵龙盖寺,由主持增智积抚养,9岁跟积公学佛,11岁逃离寺院,随杂戏班子流落江湖,并学习杂艺,有所成。28岁后交了个和尚朋友,就是诗人皎然,又称“释皎然”、“僧皎然”,28岁以后长住湖州标山那一带。陆羽自小就跟着积公学习煮茶技艺,并迷上了这门技艺,终于在建中元年.(780)48岁时在湖州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《茶经》人陆羽能写成此书与他长期在茶区生活有关,但主要得益于佛门经历。可以说,《茶经》主要是中国僧人种茶、制茶、烹茶、饮茶生活经验的总结。中国茶道在寺庙香火中熏过一番,所以自带三分佛气。

僧人为何嗜茶?其茶道生发于茶之德。佛教认为“茶有三德”,坐禅时通夜不眠;满腹时帮助消化;茶可抑制性欲。这三条是经验之谈。释氏学说传入中国成为独具特色的禅宗,禅宗和尚、居上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禅,要求静坐、敛心,达到身心“轻安”,观照“明净”。其姿势要头正背直,“不动不摇,不委不倚”,通常坐禅一坐就是三月,老和尚难以坚持,小和尚年轻瞌睡多,更难熬,饮茶正可提神驱睡魔;饭罢就坐禅,易患消化不良,饮茶正可生津化食;佛门虽清净之地,但不染红尘亦办不到,且不说年轻和尚正值青春盛期难免想入非非,就是老和尚见那拜佛的姣姣女子亦难免神不守舍,饮茶既能转移注意力、抑制性欲,自当是佛门首选饮料。

僧人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种茶,培植名茶。茶产于山谷,而僧占名山,名山有名寺,名寺出名茶。最早的茶园多在寺院旁,稍晚才出现民间茶园。

古代多数名茶都与佛门有关。如有名的西湖龙井茶,陆羽《茶经》说:“杭州钱塘天竺、灵隐二寺产茶。”宋代,天竺出的香杯茶、白云茶列为贡茶。乾隆皇帝下江南在狮峰胡公庙品饮龙井茶,封庙前18棵茶树为御茶。宜兴阳羡茶在汉朝就有种植,唐肃宗年间(757--762)一位和尚将此茶送给常州刺史(宜兴古属常州)李栖驾,茶会品饮有陆羽出席,陆羽称“阳羡紫笋茶”是“芳香冠世产”,李刺史心有灵犀一点通,便建茶会督制阳羡茶进贡朝廷,自此阳羡茶点了“状元”,身价百倍。显然,阳羡茶的最早培植者是僧人。一屯溪绿茶站名松萝茶,是一位佛教徒创制的。明代冯时可一《茶录》记载:“徽郡向无茶,近出松萝莱最为时尚。是茶始于一比丘大方,大方居虎丘最久,得采制法。其后于松萝结庵,来造山茶于庵焙制,远迹争市,价倏翔涌,人因称松萝茶。”武夷岩茶与龙井齐名,属乌龙茶系,有“一香二清三甘四活”之美评。其中又以“大红袍”为佳。传说崇安县令久病不愈,和尚献武夷山茶,这位县官饮此茶后竟出了奇事,一百病全消。为感激此茶济世活人之德,县官亲攀茶崖,把一件大红艳披于茶树之上,故此茶以“大红袍”名之。不论此说是否合情理,武夷茶与佛门有线则是真实无伪的。安溪铁观音“重如铁,美如观音”,其名取自佛经。普陀佛茶产于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,僧侣种茶用于献佛、待客,直接以“佛”名其茶。庐山云雾原是野生茶,经寺观庙宇的僧人之手培植成家生茶,并进入名茶系可。君山银针产于湖南岳阳君山,《巴陵县志》记载:“君山贡茶自清始。每岁贡18斤。谷雨前知县遣山僧采制一旗一枪,白毛茸然,俗称白毛尖。”此茶仍由僧人种植。黄山毛峰是毛峰茶中极品,《黄山志》载:“云雾茶,山僧就石隙微土间养之,微香冷韵.远胜匡庐。”云雾茶就是今之黄山毛峰。桂平西山茶初产于西山观音岩下。惠明莱因浙江惠明寺而得名。见之于文字记载的产茶寺庙有扬州禅智寺、蒙山智炬寺、苏州虎丘寺、丹阳观音寺、扬州大名寺和白塔寺、杭州灵隐寺、福州鼓山寺、一天台雁宕山天台寺、泉州清源寺,衡山南岳寺、西山白云寺、建安能仁院、南京栖霞寺、长兴顾清吉祥寺、绍兴白云寺、丹徒招隐寺、江西宜慧县普利寺、岳阳白鹤寺、黄山松谷庵、吊桥庵和云谷寺、东山洞庭寺、杭州龙井寺、徽州松萝庵、武夷天心观等等。

毫不夸张地说,中国茶的发现、培植、传播和名茶的研制,佛门僧人立下不世之功。

世俗茶道

茶是雅物,亦是俗物。进入世俗社会,行于官场,染几分官气。行于江湖,染几分江湖气;行于商场,染几分铜臭;行于清汤,杂几分脂粉气;行于社区,染几分市侩气;行于家庭,染几分小家子气。熏得几分人间烟火,焉能不带烟火气。这便是生发于“茶之味”以“享乐人生”为宗旨的。“世俗茶道”,其中大众化的部分发展前景看好。

茶是雅物,亦是俗物。

当它进入官场,与政治结缘,便演出一幕幕雄壮的、悲壮的、伟大的、渺小的、光明的、卑劣的历史活剧。

唐代,朝廷将茶沿丝绸之路输往海外请国,一借此打开外交局面,都城长安能成为世界大都会、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,茶亦有一份功劳。

唐代,文成公主和亲西藏,带去了香茶,此后,藏民饮茶成为时尚,一此事在西藏传为历史美谈。

唐代,文宗李昂太和九年(835),为抗议榷茶制度,江南茶农打死了榷茶使王涯,这就是茶农斗争史上著名的"甘露事变"。

明代,朝廷将茶输边易马,作为杀手铜,欲借此“以制番人之死命”,茶成了明代一个重要的政治磋码。

清代,左宗棠收复新疆,趁机输入湖茶,并作为一项固边的经济措施。

茶是个灵物,随国家政治的举措而升沉起伏,辉煌过,也晦气过。

史书记载,1044年(宋仁宗庆历四年。西夏景宗天授礼法延诈七年八家与夏议和,宋封元是为夏国王,并每年给以“银七万两,纲十五万匹,茶叶三万斤。”

宋朝国人将茶贡给朝廷,朝廷又将它贡给西夏,以取悦强敌。茶负载的不是友谊,而是对强权的屈服。

在中国清代,官场饮茶有特殊的程序和含义,有别于贵族茶道、雅士茶道、禅宗茶道。在隆重场合。如拜谒上司或长者,仆人献上的盖碗茶照例不能取饮,主客同然。若贸然取饮,便视为无礼。主人若端茶,一意即下了“逐客令”,客人得马上告辞,这叫“端茶送客”。主人令仆人“换茶”,表示留客,这叫“留茶”。

茶作为有特色的礼品,人情往来靠它,挖门子搭桥铺路也靠它。机构重叠,人浮于事,为官为燎的,“一杯茶,一包烟,一张‘参考’看半天”。茶通用于不同场合,成事也坏事,温情又势利,茶虽洁物亦难免落入染缸,常扮演尴尬角色,借茶行“邪道”,罪不在茶。

茶入商场,又是别样面目。在广州,“请吃早茶!”是商业谈判的同义语。一盅两件,双方边钦边谈。隔着两缕袅袅升腾的水气打开了“商战”,看货叫板,讨价还价,暗中算计,价格厮杀,终于拍板成交,将茶一饮而尽,双方大快朵颐。没茶,这场商战便无色彩,便无诗意。只要吃得一杯早茶,纵商战败北,但那茶香仍难让人忘怀。

茶入江湖,便添几分江湖气。江湖各帮各派有了是是非非,不诉诸公堂,不急着“摆场子”打个高低,而多少讲点江湖义气,请双方都信得过的人物出面调停仲裁,地点多在茶馆,名叫“吃讲茶”。这不为错,茶道之宗旨就有“致清导和”一说。

茶道进入社区,趋向大众化、平民化,构成社区文化一大特色。如城市的茶馆就很世俗,《清稗类钞》记载:京师茶馆,列长案,茶叶与水之资,须分计之;有提壶以注者,可自备茶叶,出钱买水而已。汉人少涉足,八旗人士,虽官至三四品,亦厕身其间,并提鸟笼,曳长裙、就广坐,作茗憩,与困人走卒杂坐谈话,不以为忏也。然亦绝无权要中人之踪迹。

民国年间的北京茶馆溶饮食、娱乐为一体,卖茶水兼供茶点,还有评书茶馆,说的多是《包公案》、《雍正剑侠图》、《三侠剑》等,顾客过茶病又过书痛;有京剧条社,唱戏者有专业演员也有下海票友,过茶瘾又过戏瘾;有艺茶社,看杂耍,听相声、单弦,品品茶,乐一乐,笑一笑。

文人笔下的茶馆虽不甚雅,却颇有人间烟火气,在老残先生的“明湖居茶馆”,可颀赏鼓书艺人王小玉的演出;在鲁迅先生的“华老栓茶馆”里可听到杀革命党的传闻并目睹华小栓吃人血馒头的镜头;在沙汀先生的“其香居茶”可见到已成历史垃圾的袍哥、保甲长、乡绅之流;在老舍先生的“茶馆”里你更可见到1889年清末社会各色人等,什么闻鼻烟的、玩鸟的、斗蛐蛐的、保瞟的、吃洋教的、特务、打手等等,最后是精明一生的王掌柜解下腰带了其一生。总之,一个小茶馆就是人间社会的缩影。

茶叶进入家庭,便有家居茶事。清代查为仁《莲坡诗话》中有一首诗:

书画琴棋诗酒花,

当年件件不离它;

而今七事都更变,

柴米油盐酱醋茶。

茶已是俗物,日行之必需。客来煎茶,联络感情;家人共饮,同享天伦之乐。茶中有温馨。茶道进入家庭贵在随意随心,茶不必精,量家之有;水不必贵,以法为上;器不必妙,宜茶为佳。富贵之家,茶事务求精妙,可夸示富贵、夸示高雅,不足为怪;小康之家不敢攀比,法乎其中;平民家庭纵粗茶陶缶,只要烹饮得法,亦可得条趣。茶不孤傲怪僻,是能伸能屈的木中大丈夫。

综上所述,茶作为俗物,由“茶之味”竟生发出五花八的茶道,可叫官场茶道、行帮茶道、情场茶道、社区茶道、平民茶道、家庭茶道,茶中有官气、有霸气、有匪气、有江湖气、有市侩气、有脂粉气、有豪气、有小家子气,这一切都发端于“口腹之欲”,其主旨是“享乐人生”,非道非佛,更多儒学的内蕴。为了学问完整些、系统些,我们可概称为“世俗茶道”。

进入80年代,生活节奏加快,市面出现了速溶茶、袋泡茶。城市里最便民的还是小茶馆,饮大碗茶,花钱少,省事,是最经济实惠的饮料。小茶馆和卖大碗茶的增多使饮茶的富贵风雅黯然失色。中国老百姓最欢迎的还是世俗茶道(主要指大众化茶道)。中国人在,茶道在,但茶道不会再是明清时代的格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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